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fā)生歷史性變化。對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來說，增強對外話語的創(chuàng)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

　　作為當代世界話語體系中的后來者，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一段時間面臨“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問題。破解西方話語霸權、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需要學界以持續(xù)而嚴肅的學理研究貢獻智慧。本期“學海觀潮”對話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志洲，就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的主要問題、動因，急需的訴求和努力的方向等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話語權的本質是“權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話語即權力”的命題。“話語權”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由此肇始。話語、知識與權力之間被認為有相互建構的深層關系，話語是建構權力、掌握權力、運用權力的關鍵。如何理解國際話語權的內涵?

　　張志洲：當前有關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文章和討論很多。話語權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而非“權利”，是以話語為載體的權力樣式，或者說是權力的話語體現(xiàn)。權力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核心概念，國際話語權同樣反映的是國際社會的一種權力分配關系。當今世界，國際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演變?yōu)樵捳Z權政治。一些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比如恐怖主義的定義與反恐問題，經(jīng)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運動，氣候變化的責任分擔問題，等等，無不突出表現(xiàn)為國際話語權之爭。

　　國際話語權競爭的主體主要是主權國家，但也包含其他國際行為體。掌握話語權的主體還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經(jīng)濟部門以及特殊的個人等，有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某些議題上掌握的國際話語權甚至超過主權國家，這一點常被我們忽略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我國的國際話語權意識空前提高，似乎各行各業(yè)都在討論增強國際話語權問題。在不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討論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

　　張志洲：確實如你所言，近年來我們有關國際話語權的討論可謂如火如荼。例如，金融部門要增強國際金融話語權，從事鐵礦石投資和貿易的企業(yè)要增強定價話語權，媒體行業(yè)本身也要增強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權，甚至時尚服裝行業(yè)也要增強國際流行時裝話語權。

　　我們既要看到面對國際話語權“西強我弱”的基本格局，國內不同行業(yè)部門都有增強國際話語權的需求;也要看到中國國際話語權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國際政治話語權不足。西方以所謂“普世價值”標準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tài)來強制性地衡量中國，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發(fā)展道路、人權與民族區(qū)域治理、外交政策、海洋權益維護甚至文化傳統(tǒng)等橫加指責、攻擊，這使中國增強國際政治話語權的需求極為迫切。因此，中國增強國際話語權要分清本與末、主與次的關系，從國家層面制定國際話語權戰(zhàn)略，明確戰(zhàn)略目標、路徑和重點。

　　中國國際話語權顯著提升

　　《中國社會科學報》：事實上，站在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高度，國際話語權問題在國家層面一直備受重視。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增強我國國際話語權作出了系列重要理論闡述和工作部署，為中國的對外宣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看到，近年來國際輿論的天平正在往中國一端傾斜。您如何研判當前國際話語權競爭格局的變化?

　　張志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國際話語權的基本來源以及國際話語權結構是否發(fā)生了于我有利的變化。一般意義上講，話語權的來源包括話語性因素，如議題的設置、規(guī)則的制定、對討論的引導、新概念的提出與運用、論證的邏輯新思路、科學的說服力，等等。除此之外，國際話語權的來源還包括參與和創(chuàng)建國際制度，對國際道義的把握，以及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所處的地位等。這三大來源分別構成國際制度話語權、國際道義話語權和國際權力結構話語權。從國際話語權的這些來源因素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了顯著提升，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六個方面。

　　其一，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并制定了相關政策，把中國的發(fā)展與沿線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利益聯(lián)系成一個整體，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和贊許。

　　其二，中國主動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重要議題。無論美國對此理念持何種態(tài)度都無法回避相關討論;對于中美的地緣性和結構性矛盾，中國反復強調“太平洋足夠寬廣，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有效解構了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論”，在道義上更勝一籌，在態(tài)度上積極主動。

　　其三，中國的國際制度話語權明顯提升。這表現(xiàn)在中國倡導創(chuàng)設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影響廣泛的“國際制度”，以主場舉辦了亞太經(jīng)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召集了亞信會議，更好地發(fā)揮了博鰲論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等不同層面的國際制度的作用等。

　　其四，國際輿論場雖然依然不乏對中國的惡意評論，但認同中國制度和發(fā)展道路的學者和輿論漸漸增多。例如，曾經(jīng)著有“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在訪華之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其五，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使中國在國際權力結構中影響顯現(xiàn)，增強了結構性話語權。

　　其六，在周邊外交與道義性上，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方針政策，贏得了周邊國家的認同，等等。

　　概括而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提升，雖然“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格局尚未根本改變，但是在趨勢上發(fā)生了于我有利的變化。（節(jié)選）